中国式造人
撰文／李珊珊
生育是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它是一个家庭的隐私，而另一方面，它又关乎着一个社会的未来。
在全面放开二胎的两年后，中国的生育率并没有如官方所预料的回升，仍然在1.5-16.的低位徘徊——按照国际标准，要维系正常的代际更替，生育率应该不低于2.1。
「繁荣」的反而是不孕不育门诊，澎湃曾引用了一个复医院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的统计数据，截至年6月底，那里上半年辅助生殖门诊量同比增加37.6%。
人越来越多了是多数辅助生殖机构们的抱怨，就在上周，医院的辅助生殖门诊，见到了那里的主任，对方告诉我，也许现在只是开始。
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协会年的调查：中国有万不孕不育患者——相当于加拿大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占育龄人口的12.5%。
如果考虑到其中10%-20%需要求助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推算，应该有-万个家庭对辅助生殖技术（人工授精或是试管婴儿）有潜在需求。
而在中国，越来越低的生育意愿与不孕症的共存，让这个问题变得愈加复杂，两者以某种几乎荒谬却不失合乎逻辑的方式矛盾却又和谐地共存于这个国家。
以至于就在今年2月，被视为政策风向标的《人民日报》刊文，小心翼翼地探讨代孕合法的可能性。
当然，这些宏大的背景、数据，都不是我写下此文的主要动因，我更希望的，是为我自己，以及具有类似经历的无数家庭做一个记录。
在我30岁前的最后一年，我准备要一个孩子。
也是在那一年，备孕12个月无果后，符合了WHO不孕症的定义条件，带着自己手绘的基础体温曲线，医院，之后是漫长地，每个月、每周，甚至密医院报到的促排，还有宫腔镜手术，我用了两年的时间，才有了自己的孩子，很幸运了。
两年的历程，在各大生殖中心，我看到了许多——有全家出动，4点半就去排队，只为了挂一个辅助生殖专家号的姑娘；医院厕所难受地弓起身子的姑娘，她脸色蜡黄，在做输卵管通液检查；医院旁边老公房里一张床只要60块的备孕妈妈小屋，她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城市，这里「成功率高一些」；还有取卵、移植八个周期不成，最终去了美国找了代孕的妈妈，她最终得了对龙凤胎，那是对百万宝宝……
不孕症是病吗？
至少我们的医保不认为它是。医院的官方资料中也大多非常小心地不提「病人」、「患者」，多数时候，来这里的人被称作「就诊者」。
当孩子出生后，我以采访者而非就诊者医院那些需要凌晨排队抢号的专家们，得以一点点梳理「不孕症」这三个字的背后——生殖健康教育，医疗资源的不足与分级诊疗的缺失，以及医保的缺位。
最繁忙的
上世纪90年代，当赵伟鹏游说美国遗传与辅助生育研究所，希望在中国成立一家中美合资的辅助医院时，美方有人很不能理解——作为一个「控制生育」的国家，在中国，帮人生孩子的医疗手段会有发展的空间吗？不过，时间将很快能够证明，在这个比西方更传统，更看重血缘和传承的东方国家，建立这家名叫集爱的专业诊治医院是多么富有前瞻性。
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例试管婴儿，这项技术的出现，无异于人类应对不孕的核武器。在中国，虽然在年就有了第一例试管婴儿，但在集爱之前，试管婴儿技术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研究性技术而非实用技术存在于这个国家。年9月，集爱在中国上海正式接收就诊者，这是中国第一家将试管婴儿技术作为一种成医院——在不孕症患者中，大约有10%－20%的人需要求助于试管婴儿、人工授精这类辅助生殖技术，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据说，最初，集爱的候诊室有舒适的沙发与空旷的候诊大厅，与当时始医院相比，简直异数。不过，十几年后，当我在一个细雨的周一早上8点半到达集爱的候诊大厅时，那里挤满了人，站着的，坐着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春运时候的火车站。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到这里来采访过一个医生，并配以细致的说明——「他一天要看40个病人」。而就在我去的那几天，我知道，在那里「有的医生一天几乎看了92个病人」，以至于，赵伟鹏，那位集爱的创院院长说，「这不行的，这个是超负荷的事情，坚持不了多久」。
今天的中国，不孕医院里最繁忙的科室之一。
在北京，年就有媒体报道，单北医三院的生殖中心，单日门诊量经常超过例，平均就有一千多例，每天的辅助生殖手术大概在三十例以上，在那里的不孕症群中流传着一个冷笑话：「北京的生殖中心人太多，队排得老长，排着排着都怀孕了。」
而谈到医院东院生殖医学中心，中心的主任，从新加坡归国的生殖科医生童国庆认为，这种发展几乎超出他的预期，「按国际上的一般惯例，一个新成立的生殖医学中心，第一年大约能做到例左右的试管婴儿治疗，第二年，第三年，。而曙光的第一年做了例，第二年例，第三年过半，已经做了0多例。」
上海医院辅助生殖科是上海人最多也是人气最旺的辅助医院，在备孕群中，这里以擅长应对高龄不孕、卵巢功能低下和反复移植失败而著称。早上6点26分，有人挂到了生殖门诊的第号——年，那家拥有6位主任医生的生殖中心的日门诊数就已经突破了，整个科室也从原来的半层楼扩展到了几近三层楼。我问一个正在排队的中年男人，每天开始挂号的时间？回答说：「不知道，可能是早上4点半吧。」
不用问路，随着人流，绕过从血检窗口排到走廊还转了个弯的血检队伍——这队伍，不消说，大部分是生殖门诊的病人——挤进一个小小的电梯间，电梯缓缓上行，有人在互相问候，「小李，今天又值班呀？」那个被称作小李的人高马大的保安赶紧低头跟对方打个招呼，「大姐早，今天是来取卵，还是移植？」
7楼的电梯一出来，同样是排着长队的人，队伍从走廊中间的护士台那里排出来，贴着楼道的一端，在电梯那儿拐了个拖泥带水的弯，拉出几个尾巴。护士台里贴着用来维持秩序的招贴画，画面上有眼睛清澈的孩子的质问：「未来的爸爸妈妈们，你们是在为我插队吗？」另一侧的初诊登记处，有详细的建档注意事项、二胎生育证明样本——目前，大部分生殖门诊的就诊者还是以一胎为主，但二胎的夫妇，人数正在增加。
两侧的尽头和中间的诊厅分布着主要诊室，大多挂着「男士免入」的牌子。楼道临窗的走廊密排着座椅，算候诊厅，对着窗的一侧排着几个小门，门上分别挂着男、女厕所，「男科诊室」或是「取精室」的牌子。与上厕所类似，男人们不怎么需要排队，而且很快就从诊室里出来了，而女人们一直在等，在走廊的座椅上等，在诊室的门口等，不过，一旦进了诊室，往往也能比较快就出来。
候诊是一段漫长而无聊的时光，电子屏上显示着滚动的通知，楼道里响着「XXX号＊＊＊请到n诊室候诊」的广播，被叫到号码的人，去到诊室的门口继续排队。医生看诊时，诊室们通常开着门，门的一侧有屏风，屏风后面是检查床，因为就诊者太多，这类诊所的安排通常非常紧凑，一个就诊者尚未离开，下一个已经在门内等着了。
侯诊厅里，我听到有人在安慰身边的「姐妹」，「你这么年轻怕什么，我有次去看医生，前面是个年轻姑娘，医生就当着我的面跟她讲：你怕什么，88年又不是68年。等我的病历递上去，那医生赶紧跟我说：不好意思，我刚才说错了，68年也不怕，又不是58年……」那是个下午，说话的是S，她是这里的「老就诊者」了。S坐在一个离电子屏不近，却可以清晰看到通知的位置，不慌不忙拆着手里的一件青灰色高领毛衣。因为年龄，以及标示卵巢功能的各项指标太差，她是被很多生育诊所拒诊的病人——为了防止拉低诊所的妊娠成功率，并防止医患纠纷，辅助生殖诊所的医生们往往会婉拒他们认为「成功率不大」的患者。不过，她乐观，热心，会地提醒「新人」，「激素六项那种的检查，去妇科开单子，可以走医保，做试管花钱的地方太多，能省点算点」。S爽朗，爱笑，笑起来眼角是密布的眼尾纹。
Y是那天我遇到的另一个高龄就诊者，安徽农村人，面色姜黄，一双手骨节突出，粗糙，花白的头发却扎得整齐，不蓬不乱，衣服也分外干净。Y是生过孩子的人，然而，「孩子没了」。那天，Y不停地向熟识的姐妹絮叨自己的纠结，「这次是取呢还是不取呢？」B超的结果显示，她只有一个优势卵泡，一次取卵手术要块钱。块只取一个卵子，Y觉得真贵。为了就诊，医院附近的一个试管妈妈小屋里，一个床位60块，「特别干净」。三天后，该是Y来取卵的日子了。早上7点半，取卵的队伍里，我看到了Y，她在第一批。「这么大年纪，长个卵子不容易」，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她已经存了3个胚胎，加上新取的，有四个，不管是经济能力，还是年龄，都付不起下一次促排、取卵了。就在三天前，S整理着一下午拆得的两个比拳头略大的青灰色毛线球，她跟旁边的人说，「只要医生不赶我走，我就继续做」。
不孕潮到来？
仿佛一夜之间，生殖门诊变得人满为患，是因为不孕症发病率在增加吗？主因应该并非完全如此，彭献东这样回答我。彭是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的医生，是中国最早的那批进入辅助生殖领域的医生之中的一个，他告诉我：医院里不孕症的病人特别多，可能医院了。「从前医院，他们或者看中医，或者领养个小孩完了。」
不过，医生们也都不否认，因为现代化所带来的污染、肥胖、工作压力等等，生殖能力衰退是全人类正在面临的一个问题。这种衰退的表现之一是精子质量的衰退。年，世界卫生组织出台的第一版精液分析标准中规定，每毫升精液中，精子数目的正常值是万；而在0年的第四版WHO精液分析标准中，只需要0万每毫升的浓度，就可算正常了；又过了十年，年的第五版精液分析标准中，正常标准又被下调到了万。
对这种衰退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女性的生育年龄，年，《柳叶刀》杂志在一期关于「生育力」的专题中特意提到，英格兰的初胎生育平均年龄第一次超过了30岁。在中国，这个趋势同样明显，年，我们父母的父母年轻时候，平均初育年龄是22.02岁；到了我们的父母年轻的时候，平均初育年龄到了24.44岁，而到了我们该生育的时候，根据一份年的调查报告，中国女性第一次怀孕及第一胎生育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5-29岁，作为注脚的数据还包括，年，北京市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26.67岁，同年，上海市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27.9周岁，而也是在同年，香港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是29.8周岁。
上世纪，世界卫生组织（WHO）曾预测，不孕症将会成为21世纪的第三大疾病，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事实上，在日本这种不孕症大国，差不多每6个宝宝中就有一个是利用过人工辅助生育手段才得以出生；而在美国，每8对夫妻中就有一对有怀孕或者保持妊娠问题，美国大约有万女性在他们一生中曾接受过不孕服务，不过，在美国接受如IVF等辅助生殖技术的不孕症病例低于3%，大约有85%－90%的不孕症是用手术或者药物进行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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