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卫历史丨我国近代公共卫生与传教医师的故

19世纪末，基督教教会医药工作的发展，医院规模扩大、医师人数增多，也扩大了医学工作的范围。进入20世纪以后，医学传教界更加重视公共卫生，虽然在这方面的投入很有限，但传教士的努力促进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开展，并与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改善卫生状况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泉源”。因为许多传染病在外国已经受到控制，而在中国却惊人地流行着。每当瘟疫爆发，染疫死者众多，为害甚烈。中国当时也没有人口统计，疾病的灾害到底使中国人遭受多少生命财产损失，中国人全然不知。“天寿在乎天命”的观念普遍主宰着人们的意识，人们从来都不会想到，人有力量来保障自己和集体的生命。

传教士初来中国，令其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卫生与疾病。眼病传染，天花、鼠疫、麻风病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密切关系。汉口医师麦考尔曾这样写道：“中国卫生问题有多么紧迫。大多数人都可以常常看到这样的景象——某个乡村池塘，在它的一边就是厕所，各种各样的废物被投掷到水中；水上漂浮着死狗，稍远处有台阶，附近人家有人下来打水，为日常家用。就在旁边，有人在塘里洗衣或洗菜。”或者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断了腿，因为没有及时救治，没有用夹板固定伤腿，伤处的皮肤也溃烂坏死，伤情更加严重，此人的一生都被彻底毁掉了”。

当美国社会学者罗年来到中国时，他这样描述了他的所见：“这片土地人口拥挤，感觉压抑，普通民众对于卫生常识一无所知”，“几千年来，生活在华南和中原的人们，稠密地聚居在乡村或围墙内的城镇中，拥挤在肮脏小巷内低矮、阴暗、通风不良的房屋中，睡在令人窒息的窄小房间内。饮用的是运河或稻田间排水沟内的脏水，吃的是变了质的猪肉、以污池中的废物为肥料的疏菜。由于人口高度密集产生的有毒物质使无数的人丧命。”在这样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患上传染病将是很可怕的事。譬如天花，加上大家对此都漠不关心，也不会采取隔离措施，以致疫情传染开来，结果后患无穷。

公共卫生问题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有社群生活，就有公共卫生问题存在。公共卫生问题与人口集聚数量、人口密度、互动频率成正比关系。在地广人稀的乡村，公共卫生问题也存在，但不很突出。在地狭人众的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互动频率加大，公共卫生问题就凸显出来。

医院成为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宣传教育和开展的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讲，传教士的卫生工作也是从医院（起初多是传教士的“家里”）开始的。

早期医药传教士将治病视为工作重点，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在中国，预防医学显得更为重要。公共卫生工作不仅有益于那些患者，而且在改善了人们健康的同时，也将会减轻医师们的工作负担。有一位传教医师指出：“我们急迫地为中国人医好病，如果我们只是不停地这样做，势必在以后的年代里，他们仍医院，还将总是为同样一种病而烦扰。我们必须寻找出病根，教会他们了解病因，帮助他们预防疾病免除痛苦。他们必须知道诸如致病的原因、卫生学的基本原理、妇幼卫生，以及对于家庭和社团来说，平安和宁静在治愈疾病时所显示的作用。”著名传教医师嘉约翰认为，医师的主要职责除了治病救人以外，还有预防疾病，根除引起病患的原因，医生只为治病，严格地说来，是一种狭隘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以各种手段来预防疾病，应为医生的职责。医师们确实也认识到了这一职责，他们努力调研各种病因，尽力加以克服。各级政府也应当采取卫生行政的手段，来保护家庭、公共场所，城市和游客，防止流行病传播，以显示文明的公共精神。

另外一些女性传教医师的到来，为中国妇幼卫生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依照中国传统，小孩子的卫生是从不讲究的。中国小孩的长大全是依命靠天，有颗苗苗不愁长，全不赖人力的因素。有病时，人们拜神求佛许愿，寻仙方，叫魂，压邪。碰到小孩出痘出花，自然没有科学的防护，只要供一供“麻姑娘娘”、“花姑娘娘”，避避风，忌忌口，小孩子健康了安全了，烧香谢神；小孩若遇了危险，那便是“命中注定”！这一切古老的习俗，在医院出现以后，在西医的影响之下，慢慢地悄然地开始变化。医院的建立，还对我国古老的育婴习俗产生影响，现代妇女孕期保健由此萌芽。最初，下医院往往不肯信任，医院是为她们贫民而设的，医院尤其怀疑畏缩。但教会中一些“巡行医师”、“巡行护士”的访问探察，施医送药得到孕妇的好感。这些女传教士的努力，使中国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专业人士如医生、护士和助产士所提供的服务，这使得中国这个贫病的国家，妇女和婴儿的高死亡率开始有所下降。

近代中国卫生检疫工作的展开，也与传教士相关。中国卫生检疫，创始于年7月，当时为防东南亚霍乱以及此后鼠疫、天花传入沿海口岸，上海与厦门的海关当局先后制定了检疫章程，并任命卫生官员仿效西方国家实施检疫措施，凡是疫区来船入港，须悬挂黄旗（Q字旗），指定地点停泊，接受医官检查。当发现船舶染疫，除对病及有关人员隔离留验外，对船舶本身也实施短期隔离与除鼠除虫消毒等措施，这一时期的检疫，因由海关办理，通称“海关检疫。”而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海关医官，绝大多数由医院的医生兼任。在海关检疫展开前二年，在我国还首次建立了海关疟疾疫情统计制度。年，曼松等赴厦门调查疟疾，自4月至翌年3月诊治患者人，许多人死于疟疾，占死亡总数第二位。在我国过去史料中描述疟疾流行时，大多是笼统的、模糊的概念，如染疟疾甚多，瘴气伤人，死亡十之二三等等，到年，我国首次设疟疾疫情统计以后，疟疾调查报告中始有具体发疟数。中国的疫情统计，开始出现从定性到定量，从单项到多项的具体报告和分析。

传教医师还积极投身于防疫治疫的实际工作。近代中国，灾祸纷呈，疫病不断，往往在中医束手、当局无策之时，西医的效用展示出来。年，天津发生霍乱，传教士“修合药料，施济活人，其方殊验，来乞者日众”，-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鼠疫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急性传染病，其传播迅速，为害惨烈。清政府遣派留学生二人前往视察，其中，伍连德医生亲赴疫区。中华基督教博医会也派出传教医师，华北地区的传教医师十分踊跃，也有一些来自南方地区如广州、宁波，他们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在伍连德医生的率领之下，疫情得以控制，但死亡者已达6万余人。中国成功地抵御了东北鼠疫。年4月，国际防疫大会在中国召开，伍连德主持了这次大会。

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公共卫生事件，被视为中国全面接受西方医学的标志，在笔者看来，十分有道理。其一，19世纪末的中国，疟疾、霍乱、天花等病的流行十分严重，中医通常无法医治，一旦罹患，只能怨叹不幸。然而西方医疗利用其医治急症、传染病的特性，往往能获得不错的医治效果。中国人对于西方医疗的重视，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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